（比什凯克，10月6日，卡巴尔通讯社）吉尔吉斯斯坦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积极参与以及即将承担的联合国安理会历史性使命，使该国承担的国际责任提升到新的层级。在这一背景下，不仅国家权力的作用至关重要，国家机构的治理质量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吉尔吉斯斯坦前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经济学副博士巴克特古丽·卡兰别科娃在接受卡巴尔通讯社采访时表达了这一观点。
这位外交官指出，如今不能将外交政策与国内改革视为两个彼此独立的进程。她还将过去五六年形容为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机构重新配置的时期。
她表示，不应仅从政治变化的角度看待这一时期，而应将其视为国家重新审视自身治理模式、经济政策、对外关系以及社会与国家关系模式的阶段。
—— 巴克特古丽·雷斯巴耶夫娜，在当前全球化时代，我们认识到吉尔吉斯斯坦必须与国际规则紧密衔接。吉尔吉斯斯坦即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以及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区域组织，对我国国内改革提出了哪些要求？
—— 我认为，如今对吉尔吉斯斯坦而言，关键问题并不只是增加参与国际组织的数量，而是要把这种参与转化为提升国家内部制度质量的资源。
吉尔吉斯斯坦当选2027-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是国家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吉尔吉斯斯坦首次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因此，从2027年开始，我国将以更高层级参与国际安全问题的讨论和决策进程。
这一身份不仅对国家外交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国内国家治理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需要加强和提升专业外交及分析人才队伍的能力。第二，需要在国际法、安全、经济、能源、气候、水资源和技术发展等领域建立高质量的国家专业评估机制。第三，要履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必须具备将这些义务落实到国内法律和国家政策中的有效机制。
吉尔吉斯斯坦在2025-2026年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同样体现了类似要求。2026年9月1日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履行轮值主席国职责取得的成果获得高度评价，其为加强组织制度能力和务实合作所作的贡献也受到肯定。
至于欧亚经济联盟，它首先要求吉尔吉斯斯坦具备经济层面的制度准备。在一体化背景下，国家在海关、税收、技术监管、交通物流、数字系统、劳动力市场和竞争环境等领域的机构运行，都需要与统一的一体化空间实现协调。例如，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吉尔吉斯斯坦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贸易额达到59亿美元。
因此，如今不能将外交政策与国内改革视为两个相互割裂的进程。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持续活跃程度，直接取决于其国内机构运行是否专业、合法和高效。换句话说，国际影响力需要以国内制度质量作为支撑。
—— 过去5、6年，随着宪法更迭和权力体系加强，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制度变化。这些变化是否体现了现有条件下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能力？国家机构的决策效率和决策质量提升到了什么程度？
—— 这里需要区分决策效率和决策质量。
2021年通过的宪法重新确定了国家权力结构，加强了总统制度的作用。此后，吉尔吉斯斯坦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旨在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减少官僚主义并加快决策机制运行。
由此可以看到，国家体系的决策能力，特别是在垂直管理和集中资源实现统一目标方面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例如，2025年，吉尔吉斯斯坦采取了进一步措施，提高公务员制度运行效率并减少官僚主义。同年，国家还对培养新一代国家和地方公务员的机制进行了调整。2025年底，又作出决定，继续推进提高国家治理效率和减少官僚主义的改革。
因此，可以说，国家机构运行效率已经发生变化。
第二个问题是决策质量和制度的稳定性。高质量的国家治理，需要确保决策具有充分依据、经过专业评估、符合法律规定、能够得到执行，同时兼顾社会利益并产生长期效果。
因此，如今吉尔吉斯斯坦较为清晰地形成了“高效国家”的治理模式。我认为，下一阶段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制度稳定、专业化的国家治理模式。
换句话说，如果第一阶段国家需要恢复作出决策的能力，那么下一阶段的任务就是将这种能力转化为制度质量。
在这一过程中，加强权力体系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决策协调，另一方面也更加需要提升国家机构开展独立专业评估的能力，并确保决策受到必要的制约、同时提高决策质量。
—— 总体而言，您如何评价吉尔吉斯斯坦过去5年的变化？
—— 过去五六年，我会将其概括为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机构重新配置的时期。
不应仅从政治变化的角度看待这一时期。这是国家重新审视治理模式、经济政策、对外关系以及社会与国家关系性质的时期。
2021年宪法为新的治理模式奠定了法律基础。此后，制度改革继续向国家治理优化、减少官僚主义、提高公务员队伍质量以及改革税收和海关管理等方向推进。例如，2025年吉尔吉斯斯坦对税收和海关管理体系进行了重组。
与此同时，吉尔吉斯斯坦的国际地位也得到提升。2025-2026年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以及当选2027-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都提高了吉尔吉斯斯坦承担的国际责任水平。
我认为，这些变化不应被视为一项已经完成的改革，而应被看作国家发展新阶段的形成。因为国家机构的转型是一个阶段，而形成制度稳定运行的治理文化，则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
如今可以说，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决策效率以及调动国家资源的能力都有所提高。下一项任务，是将这种能力转化为高质量的国家制度，加强专业公务员队伍建设，强化法治，提升分析和专业评估能力，同时确保国家政策的连续性。
因此，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过去五年的主要成果，那就是：吉尔吉斯斯坦正在从构建新的国家治理模式，转向加强这一模式的制度质量。
未来阶段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不仅在于国家权力有多强，还在于国家机构能否做到高质量、专业化、合法且稳定运行。
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吉尔吉斯斯坦现在需要将国内改革与国际责任纳入统一体系。2027-2028年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积极参与以及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进程，都要求国家具备这样的制度质量。
—— 感谢您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