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5月5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该届议会后来被称为“传奇议会”），通过了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第一部宪法。这份文件确立了独立国家的地位，界定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设定了社会保障，巩固了国家管理机构的地位并划分了其职权，确立了权力分支之间的互动机制。
自那时起已过去33年。在历史尺度上不算长的时间里，这部国家根本大法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一些前领导人为了自身利益修改宪法，以求掌握更多权力却不承担任何责任；另一些人的改动则混乱不堪，导致无人能厘清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责任界限。各方争权夺利，引发国家危机。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直到2020年代，吉尔吉斯斯坦不断遭遇社会和政治动荡。
政体在变化，最高会议的组成方式在改变，革命后总统们或流亡海外或被迫下台。似乎动荡永无止境，而这首先阻碍了经济发展，对人民生活水平产生了负面影响。最终，吉尔吉斯斯坦宪法被修改了11次。但2020年的改革奠定了新的基础，使国家找到了平衡点，有了停止混乱政治进程的支点：国家变得更具可控性，权力垂直体系更加高效，这为深刻的经济变革打开了大门。
这些转型的成果显而易见，动荡已成过往，吉尔吉斯斯坦正稳步走在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政治学家埃米尔·朱拉耶夫在接受卡巴尔国家通讯社评论时，分享了他对自1993年以来吉宪法随国家一同演变的看法。
“宪法日是独立吉尔吉斯共和国最重要的节日和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日子。每年5月5日我们庆祝第一部宪法的通过——这一事件与通过《独立宣言》同等重要。
我国的宪法随后成为了政治斗争的战场，是不确定且充满活力的政治发展进程以及不断积极寻求最适合我们的宪政和政治体制模式的指示器。自1993年以来，我们修改宪法及其部分条款多达11次，最终却陷入了某种可悲的境地：国家根本大法不再是国家的基础，而仅仅变成了可被随意更换的统治工具。
2021年，我们通过了现行版本的宪法，它与2010年的版本相比发生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从权力在总统机构和以政党为导向的议会之间实质性分配的体制模式，转变为权力集中于总统机构的模式。当时，鉴于重大的政治事件和背景，社会大多数人的诉求正是这样一种治理模式。
现行宪法生效五年之际，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和政治社会，已经积累了大量关于其优缺点的事实信息和实践观察。其优点首先当然在于管理的灵活性、活力和执行效率。与过去多年的拖沓、职责模糊和管理纪律松散相比，我们在这些方面看到了截然相反且亟需的管理品质。
如果要思考理想的潜在改革，我会指出三点。首先，重要的是加强议会作为最高人民代表集体机构的作用。它不应失去自己的角色。
其次，必须加强地方自治的独立性——过度的集权和垂直管理对于有效管控地方进程是有害的。第三，总体而言，总统制需要决策和管理过程的透明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下，防止草率、矛盾或错误决策的其他制衡机制较少。随着透明度的提高，这一治理模式可以变得比迄今为止表现出的更加稳定和有效。
吉尔吉斯斯坦的宪政发展仍在继续，未来很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变革和改革，但宪法日仍然是国家体制最重要的象征性节日之一——我们庆祝的不是某一份特定的宪法版本，而是庆祝国家的主权和宪政合法性，”埃米尔·朱拉耶夫强调道。
专家指出，在历史背景下，5月5日这一日期的重要性不亚于那个“传奇议会”批准《国家主权宣言》的日子。我们的第一部宪法与国旗、国徽和国歌一样，都是独立的象征。
世界实践表明，根本大法是活的机体，如果国家发展需要，它可以发生改变。今天争论谁在什么原因下修改了多少次宪法已无意义，最重要的是吉尔吉斯斯坦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而1993年5月5日是迈向这一目标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