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政治研究部主任托孔·马米托夫（Токон Мамытов）在接受卡巴尔通讯社采访时，从历史角度阐述了对1990年12月15日《国家主权宣言》通过的看法。他强调，这份由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在35年前通过的文件，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而那个时期的事件更需要以当下视角重新审视。以下为他向卡巴尔通讯社提供的分析观点：
1990年末被视为历史性转折点——苏联在法律层面依然存在，但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已迅速失去凝聚力。在这样的背景下，1990年12月15日《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的通过，成为迈向新的独立国家——吉尔吉斯共和国的首批关键步骤之一。
35年后的今天，当年的事件不仅值得回顾，更需要重新理解其深远影响。重要的是，应将这份宣言视为国家制度建设的起点，而非单纯的象征性举措——它为此后几十年的国家发展确立了制度基础。
1990年的时代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并行的危机：
- 经济危机：跨共和国的经济联系瓦解；物资短缺、恶性通胀；工业产出下滑；
- 社会危机：生活水平下降；民族关系紧张加剧；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 政治危机：苏共合法性衰退；联盟中心的权威瓦解
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主权宣言成为一种客观需要：各加盟共和国都在寻求方式，以便在联盟中央逐渐失去治理能力的情况下，保护自身的权力与资源。吉尔吉斯斯坦也不例外，但同时它也并非这一过程中的被动参与者——它成为中亚最早公开并以法律形式宣示主权的共和国之一。
1990年12月15日的宣言确立了若干关键原则：
一、共和国在其领土上的权力至上。
这意味着限制联盟中央的权限，并强化共和国的主体性。
二、拥有自主开展对外政策的权利。
在当时仍存在统一的国防、治安及外交体系的背景下，宣示外交自主可谓极其果胆。
三、承认吉尔吉斯斯坦人民（不分民族）是国家权力的唯一来源。
这一原则成为日后宪法和国家公民认同的基础。
四、设立委员会，负责制定实现经济与政治独立的措施。
此项尤为重要：宣言并不是一份“宣示性文件”，而是启动了向独立过渡的具体机制。
与此同时，社会情绪十分复杂：
- 对变革的期待，
- 对“改革后苏联仍可维持”的信念，
- 对持续危机的日益疲惫，
- 对未来巨大变革缺乏清晰认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1991年3月的全民公投中，吉尔吉斯斯坦居民确实投票支持保留苏联，这说明人们的预期与现实之间存在明显落差。然而不久之后，八月政变与别洛韦日协议使得联盟的存续已不可能。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份宣言具有提前布局的工具性——它在不可避免的独立到来之前，已为国家机构准备好必要的制度基础。
从当下视角来看，宣言的通过带来了若干战略性影响：
- 吉尔吉斯共和国避免了制度真空。苏联解体后，一些共和国出现法律与权力体系断裂的问题，例如缺少宪法、权力机关或管理机制；而吉尔吉斯斯坦因主权宣言的提前部署，过渡更加平稳。
- 宣言成为形成独立外交主体性的基础。独立最初几年，吉尔吉斯斯坦确立多向外交原则，使其能在俄罗斯、中国、美国及地区国家之间保持平衡。
- 在中亚地区，吉尔吉斯斯坦成为早期和平实现独立的典型。与个别共和国不同，吉国完成了无大规模冲突的平稳转型。
今天学界重新审视1990年的宣言，得出一些过去较少被强调的结论：
- 宣言成为国家自我决定的首份政治行为；
- 它推动了新国家早期精英的形成；
- 它充当了苏联法律体系与吉尔吉斯斯坦新宪政体系之间的“桥梁”；
- 该文件确保了法律的连续性，这对于获得国际承认和维护国内稳定至关重要；
- 以现代标准看，宣言是一项具有战略远见的举措。
35年过去，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建构仍在持续。共和国面临新的全球、区域、经济与意识形态挑战。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时期，更要铭记国家建基的根本。1990年12月15日的《国家主权宣言》不仅是一份历史文件—— 它是现代吉尔吉斯斯坦的起点，是政治意志与战略成熟的体现。它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但今天我们已看到，它不仅是象征，更是一种工具，使国家成功跨越20世纪最剧烈的地缘政治裂变之一，同时保持了继续独立发展的能力。